日本实施65岁退休政策已有几十年，但这一政策初衷是为了减轻养老金负担，结果却将老人、企业及国家财政置于更加严峻的境地。经过长期的验证，日本发现，若只调整退休年龄，而未配套相应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并非“老有所为”，反而是“老无所依”。

日本的退休年龄不断上调，20世纪70年代之前多为55岁，70年代提升至60岁。1986年立法规定企业必须雇佣员工至60岁，随后在2004年再次修法，明确要求企业承担保障65岁以下员工继续雇佣的责任。到2013年，更进一步要求企业确保愿意工作的员工能够工作到65岁，而在2021年，这一“努力义务”又延伸至70岁。安倍晋三前首相曾以“终身不退休社会”来包装这一政策，后继政府也延续了这一方向。

从就业数据来看，确实实现了“让老人有活干”。预计到2025年，65岁以上继续工作的老年人数将达到943万，连续增长22年，占就业人口的13.8%。65至69岁年龄段的就业率为54.5%，70至74岁为36.2%，均创下新高。然而，单纯的就业率并无法解决“靠这份活是否能活下去”的根本问题。

从就业质量来看日本总务省的数据，65至69岁男性的非正式雇佣比例高达64.9%，而女性更是达到83.7%。对比之下，55至59岁男性的非正式雇佣比例仅为10.5%。这意味着，60岁后大多数老年人从正式员工身份转变为合同工、临时工等非正式工。而这其实不是“退而不休”，而是“退而再雇”，先是正式退休，再以完全不同的身份重新就业。企业普遍采用的“退职再雇用”制度，操作上让员工在正式退休后转为非正式雇佣，工作无减少，但薪水却削减至原来的50%到70%。一些在大型企业服务了数十年的老员工，退休后再被聘用，月薪大幅减少，甚至面临诸如失去宿舍等问题，最终不得不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

由于返聘后的收入大幅减少，加上养老金的发放不足，日本国民养老金的平均月额约为5.5万日元，厚生年金加国民年金的平均水平也仅约15万日元，而支付15万日元以上的领取者不到一半。单靠国民年金的退休老人月收入仅为5.9万日元，但高龄家庭的平均月开销达到27万日元，社保收入仅有19万日元，年均存在96万日元的缺口。在东京，普通单间的月租就需要8万日元，国民年金几乎无法覆盖生活开销。

因此，近半数65至69岁老人的年收入不超过200万日元，而超过四成的继续工作的老人则表示出于养老金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而非追求个人价值或保持社交。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相对贫困率约为20%，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每五位退休老人中就有一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国家财政层面，延迟退休的预期效果同样未能达成。政府本希望通过推迟几年的养老金支出来节省开支，但伴随老年贫困问题的加剧，政府在社会保障、医保及福利设施上的支出反增。社会保障支出已经连续多年超过140万亿日元，占GDP接近25%，老年医疗与护理支出每年以约5%的速度增长。尽管老年人继续工作带来的税收有所增长，但增幅远不及社保支出的增长。国家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若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到2040年，社保缺口年均将达50万亿日元。

企业在这套制度中同样付出代价。约六成企业通过取消退休制度和返聘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工作，但隐藏在这表面的政策响应背后，是人力资源的严峻短缺。日本有效求人倍率长期维持在1.2以上，尤其在服务业和建筑业，人手缺乏趋势明显，企业不得不保留老员工。然而，这样一来的后果是，引入老年员工后，平均单位时间产出下降约12%，同时大量中高层岗位被老年员工占据，导致30至40岁的年轻人成长与晋升空间被迫压缩，企业内的年轻人对工作的归属感降至历史低点。

另一个被忽视的重要问题是，日本将在2026年4月提高在职工老龄年金的支给停止基准额，这意味着只有工资与年金总和不超过65万日元的部分才不会削减。然而，这一政策的受益人极其有限，依靠工资弥补养老金缺口的老人大多数根本无法达标。

整体来看，日本的这套退休制度存在核心缺陷：它仅将“延迟退休”简化为“延缓养老金发放”，将老年人视作可随时取用的“劳动储备”。制度设计伊始，关注的更多在于财政账面上如何少发养老金，而并非老年人能否找到尊严且有保障的工作。虽然就业率看似提升，但实际上就业质量却在下降；养老金支出暂时减少，但社会救助开支在增加；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但年轻人的前景却受到挤压。为了实现真正有效的延迟退休政策，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灵活的退休年龄选择机制，以供不同身体状况与意愿的个体自由决定何时退休；确保高质量的就业环境，不能让“再就业”变成“降薪降级”；以及健全的养老金水平，确保基础生计得到保障。